城市应该如何规划以预防和应对突发流行病?
近来,随着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的持续,中国众多城市里的公共交通和公共空间一度变得人影稀落。疫情的发展,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以往,我们在讨论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时候,会涉及多个不同的城市发展概念,譬如低碳城市、海绵城市、包容城市、生态城市和韧性城市等。但是面对突发的流行性病毒,我们在很多方面仍然显得束手无措。只因这些概念的提出,都是为了建立一套经济、社会和环境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系统,而并未考虑突发高传染性的疫情。面对城市公共健康,尤其是突发传染性病毒时,更需要的是公共部门平时的准备,譬如通过改变不利于居民日常活动的锻炼建成环境提高身体素质,建立合理的医疗体系和资源的配置,还有关键时刻的果断决策和迅速调度。同样,需要相关部门将城市以外的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囊括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里。
历史上,人类在面对流行传染病的时候可谓屡败屡战,从来没有成功摆脱过这个梦魇。在与传染性疾病的屡次交锋中,也留下来许多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政策和整治手段。从欧洲中世纪开始,鼠疫的多次爆发肆虐让欧洲人一步步摆脱宗教的束缚走向科学。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城市,不管是如今被认为是浪漫之都的巴黎还是曾经日不落帝国首都的伦敦,卫生条件之差令现代人不忍直视。排污系统的缺失,雨天来临城市到处污水横流,街道弥漫的尽是沆瀣之气。城市卫生系统之恶劣让鼠疫、霍乱等疾病反复出现,贫民窟受害的情况更为严重。传染病的肆虐让人们感受到这不仅是“人类疾病”,更是“城市疾病”。19世纪末,殖民时期的香港曾经历过严重的鼠疫,贫民聚居的太平山脚疫情尤为严重。当时英国殖民政府采取烧区的办法试图根绝鼠疫。然而,鼠疫依然每年在香港重现。直至政府大量铺设排污系统,改善贫民区住房的通风和采光后才有所改善。终于在工业革命之后,通过加强城市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广泛修挖下水道,排污系统和处理系统,现代城市里,很多依水传播的传染病有所收敛。
BBC纪录片《肮脏的城市EP03:工业化的纽约》中对19世纪纽约的描述
大多数现代城市呈现出的方格网络形态,除了便于土地的计算管理,也有利于给排水设备的铺设。这些完善城市公共卫生的政策和规范多数得到了保留,并延续到现代。可以说,鼠疫、霍乱这些曾经横行一时的流行性传染病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城市的模样。
过去100多年,随着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生物医学界对病毒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研究。相比欧洲中世纪的放血、自我鞭打等,现代人在面对流行性传染病的时候有了更多科学的方法。与此同时,人们也知道了很多传染病是从不同野生动物跨物种传播到人类身上的。譬如1976发现首例,往后令人闻之色变的埃博拉烈性病毒来源于蝙蝠;1981年才发现但早已广为传播的艾滋病毒(HIV)来源于同为灵长动物黑猩猩的SIV病毒;03年非典来自蝙蝠;04年到07年的H5N1禽流感来自鸟类;2009年H1N1病毒来自猪的猪流感……尽管科学的方法或许可以避免再出现1918年西班牙流感带来的可怕的人口大折减,但是,人类似乎仍然对大型流行病的发生毫无办法。但,真的是这样吗?
蝙蝠是众多病毒的自然宿主
非法贩卖野生动物屡禁不止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始发于违法贩卖野生动物的市场,初步被认定为来源于蝙蝠,中间宿主为穿山甲。COVID-19的感染性强,平均潜伏期长,一旦全面爆发,对全球所有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都将带来巨大的挑战。一个人口100万的城市,即使只有0.5%的人口感染,也需要5000个传染病床位和配备大量的医护人员。可以预料,多数城市难为突发疫情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全球人口快速增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较目前人口再增加20亿,达到97亿。目前,全球5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50年前为35%,根据联合国预计,2050年将达到68%。
在全球环境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的人口从1990年的5亿4千万人增长到2012年的7亿6千万人。尽管过去二十多年来,很多国家城市已经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来解决城市居民的公共健康问题,但是这增长反映出全球城市公共健康设施的建设速度仍未能跟上快速城市化进程的速度。
全球人口快速增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应对激增的城市人口,最佳的方法是密集紧凑地发展。唯有密集和紧凑的发展才可以高效利用土地空间,从而将资源效率最大化,以为更多的人口提供更高质量的城市服务。然而,密集紧凑的发展在碰上流行性传染病时会让病菌得到更好的传播机会,因此,减少与可能带有病原体的野生生物接触的几率尤为重要。这要求我们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保护物种的多样性。
2019年,NASA从卫星拍摄的亚马逊热带雨林火灾
然而,当前世界各国新兴城市的蔓延正快速地吞并周边的耕地。这些农业牧业经营者在失去原有土地的同时不得不开拓更多土地以应对激增的全球城市人口对肉类的极大需求。近年来,屡发不止的亚马逊热带雨林火灾就与此相关,而且只是其中的个例。雨林中,众多的野生动物还没来得及被发现或许就在正发生的一场林火中灭绝。而人类一步步向原始森林伸手攫取资源,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相应地被压缩,与人类产生的交集更多的同时也带来更多未知的风险,譬如病毒。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危机让我们不得不加快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和和立法工作,明确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
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因此让居民提高身体素质和免疫力才是制胜的法宝。为此,2013年,在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任下,纽约的城市规划局、设计与建设局、健康与卫生局和交通局,跨部门合作,出版了《纽约城市公共健康空间设计导则》(Active Design Guidelines)。导则指出城市建成环境对市民健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规划和设计师应该尽可能地以增加城市居民必要日常锻炼的方式来塑造城市。在私人机动化交通发达的今天,很多每日依赖小汽车通勤的居民因此也缺乏了必要的活动,这也促进了美国城市居民肥胖和糖尿病的高发,使该群体的免疫力下降。因此,建成环境是否能吸引和促进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进行日常锻炼,反映的也是该环境是否对未知病毒有预防作用。
街道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也是该导则重点关注的地方。为了进一步指导致力于提高街道《纽约城市公共健康空间设计导则》还有附带了一本帮助规划设计人员塑造更健康街道的指南:《塑造街道健康生活,营造健康公共空间》(ACTIVE DESIGN, Shaping the Sidewalk Experience)。关注ITDP微信公众号后,回复“健康街道”获得下载地址。在ITDP出版的《TOD标准3.0》中,在原则5“混合”中,也明确了“本地服务覆盖”(要求小学、医疗设施或药房、新鲜食物供应处步行可达范围内)和“公园和游乐场地的可达”(在公园或游乐场地500米步行范围内)两条与公共健康相关的指标。
《塑造街道健康生活,营造健康公共空间》(ACTIVE DESIGN, Shaping the Sidewalk Experience)